我与林德彬共事三年，但相处却有十几年了。我曾经在几个单位工作过，但我最敬佩的领导就是他。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工作严谨仔细，对同志热心。在他领导下，我受益匪浅。即使他离休后，我在工作上也时常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因此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医院急诊室的病榻上，当我握着他滚烫的手时，他艰难地按按我的手要说什么。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了他对我们友谊的珍惜及对某些工作没来得及做完的遗憾。

时隔几天，2003年11月23日，德彬过世的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他竟是这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那慈祥的面孔、稳重的身影长久地浮荡在我的脑海中。他是那么热爱生活，热爱党，热爱宋庆龄的事业。

德彬同志是位高风亮节、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富有才华、受人尊敬的人。他一生虚怀若谷、文质彬彬。1949年他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他工作勤恳、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在国际交往和对外宣传工作中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宋庆龄在书信集中多次提到德彬和他的夫人陈休征，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德彬多年跟随宋庆龄工作。1983年10月，在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她怀着对宋庆龄的深厚感情，调到宋庆龄基金会，任研究室主任。他对宋庆龄的事业执着，对研究和宣传宋庆龄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是研究室的创始人。研究室组建时，没有什么资料，德彬就带领同志们千方百计从国内国外收集有关宋庆龄的文物和资料，经过几年的努力，研究室初步建立起一套包括宋庆龄的手迹、文稿、书信、文物、照片、资料等的基础档案。为后来出版的《宋庆龄大画册》(中英文版),《宋庆龄书信集》及拍摄的《宋庆龄》文献纪录片奠定了基础。

他对工作人员要求严谨，细致。对发出的每一封信，每篇稿件，他都认真审阅，对文中的毛病，缺点他都耐心地指出，并加以指教。对同志们的生活更是关心备至。工作上对自己是高标准严要求，从不马虎从事。但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却是低水平的。宋庆龄基金会几次给职工分配宿舍，他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他总是说：“住的可以了。”他一生就怕麻烦人，几次生病，从不声张，病情严重时都是在张继兰大夫的催促下才去住院治疗的。

德彬同志原任中国建设杂志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调到基金会工作之前，外文局就准备提升他任北京周报社长职务。他毅然放弃了提升的机会来到宋庆龄基金会工作。他在研究室兢兢业业地工作，日夜操劳，尽最大努力宣传宋庆龄和宋庆龄基金会。1984年他翻译、编排印制了第一份不定期国外宣传的资料《英文通讯》。随后他又组织出版了《宋庆龄和孩子们》、《宋庆龄》等中英文小画册，这些出版物上，他从不署自己的名字，所得稿酬，归研究室公用。

1955年至1956年，他随宋庆龄出访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在国外有47天在宋庆龄身边。他还随同宋庆龄在云南视察工作等。他工作稳重、细致、机智灵活，受到宋庆龄的赞扬。但他在同志面前从来没提过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情况，这还是在他去世后我们才知道的。

1969年至197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德彬受到诬陷，身心备受折磨。并被下放到河南、河北外文局干校烧水、做饭。他每天早早起床，勤奋工作，不顾一天的劳累，还想办法节约煤炭，被誉为：“烧水模范”。他身陷逆境，但意志坚强、坚守共产主义信念、坚信党的政策、相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在那段日子里，宋庆龄曾给德彬写过几封安慰他的信。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德彬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之后，他借调到中国红十字总会工作，积极开展与友好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交流活动。并数次参加国际红十字会会议。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他用英语发言，痛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行，他的精彩发言，受到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不少与会者称赞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人才。

1986年德彬离休后，仍继续关心宋庆龄基金会的事业，仍然翻译，校对基金会的《英文通讯》、宋庆龄生平展的说明，审核别人翻译的英文稿。1995年，基金会在美国举办宋庆龄生平展，版面内容均有变化，请德彬重新翻译英文说明，时间紧，任务重，他就和夫人休征协同作战。那时，他们刚学电脑，使用不熟练，他们就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任务。德彬怕我们抄错，还亲自到宋庆龄故居来指导。

我退休后，爱泼斯坦介绍我到宋庆龄和艾黎创办的工和国际委员会，“工合”也出版会内《英文通讯》。这份通讯也请德彬负责翻译。他说，“只要是宋庆龄的事，你尽管拿来。他们做这些工作都是义务的。在德彬夫妇身体欠佳的情况下，德彬还协助夫人休征翻译中美合编的《中国文明的形成》《中国古代建筑》等丛书。

蜡烛熄灭了，精神永存。德彬把全部的光和热献给了革命事业，他至死不愿人们纪念他。他的妻子休征是今年7月去世的，他生前就要求儿子林立在他去世后把他们这对"金童玉女"的骨灰撒向大海。

                                （作者：原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主任张爱荣）